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系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系于祖国统一，系于民族精神。
　　一、中国的历史方位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判明中国的历史方位。
　　15世纪末叶至20世纪，西方社会由封建主义而资本主义，而帝国主义。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中国社会沦为半殖民。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君主政体，中国社会由封建主义而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20世纪中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国社会结束了半殖民、半封建的历史，从新民主主义而社会主义。
　　当前，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跨入新世纪，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
　　当今世界，经历了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和一场世界性的冷战之后，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日益突出，成为时代的主题。但是和平问题没有解决，发展问题更为严重。和平是世界的东西方问题，发展是世界的南北方问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的国家，由温饱而总体达到小康，但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中国是世界的政治大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但面对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交织，国家的主权和安全仍是第一位的。国际上肆意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的事件屡屡发生，企图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的倾向还相当严重。世界南北关系的基本态势是北强南弱、北富南穷、北攻南守，这一态势将长期存在大国之间的既有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已有了多方面的调整，但并未消失。世界各种力量的重新分化组合，各种利益的重新分配，正处于关键时期，对中国的影响将是相当深刻的。
　　当前，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世界均衡的全球性政治大国，正处于世界东西方、南北方的联结点上，同时又处于其矛盾的交叉点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方位。
　　当今人类经济，仍处于工业化时期，发展很不平衡。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使人类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开始进入信息化和智能自动化的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范围经济贸易发展和资金技术流动加快，各国经济和市场进一步相互开放、相互依存；随着虚拟经济的自然发展，一方面，已对实体经济发展起着积极推动作用，虚拟资本形式愈来愈多样化，资本虚拟化程度愈来愈高；另一方面其过度发展和自发性也对经济发生消极影响，在世界经济中，中国是正在兴起的贸易大国，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新成员国，入世一周年后，仍面临7年内每年一次的考核。中国会遇到经济全球化中被边缘化的严峻挑战，但也迎来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机遇。进入21世纪初，包括信息技术、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等新一次的科技产业化正扑面而来，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交互推动日益增强。这为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当前，中国以中级阶段的工业化水平成为世贸组织中新兴的贸易大国，正处在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联结点和交叉点的历史方位上。
　　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和产业化是两大潮流。而且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相互渗透，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愈来愈突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世界文化的多元化以民族文化的自导状态存在和发展着；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世界文化的多元化以一种多民族文化相互联系而又相互激荡的状态存在和发展着。文化的经济活动作为极少数人的某种谋生手段，早就存在，而在市场经济和高新科技的支持下，文化不仅以产业形态出现。而且新的文化产业群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迅速崛起，在发达国家成为支柱产业。一个突出的现象是，美国的文化产业，正在世界文化市场上建立和扩大霸权；其他国家也出于维护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多样化，维护本民族文化，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加速发展自己的文化产业，全面展开以文化为重要组成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国文化从上古到中古的过渡是在历史上正常连续进程中实现的，中古文物、典籍的繁富为世界所仅有。其所开通的“丝绸之路’，把已连成三片的古代文明（地中海东部到印度河一片，印度河到恒河一片，中国一片）连结起来。四大发明西传，对欧洲历史起了重要影响。而从中古至近代的过渡，失去了历史进程的正常连续性，坎坷于半殖民、半封建的歧路。中国现代文化的奋起是在世界殖民体系的衰落中实现的，但又处于文化霸权主义的巨大压力下。
　　当前，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向社会主义大国的跨越，其文化发展，将因其历时性进程展开在共时性的俱进中而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化历史方位。
　　鉴于上述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清晰地展现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祖国统一大业。高扬民族精神之中。
　　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国的地域范围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地理条件的复杂造成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自古而然。由于地理条件在人类早期生产中的作用相当大，黄土高原上原隰相望，长江中下游膏壤湖汊间处。加上历史的平稳过渡，在上古到中古的生产发展中，中古到近代的生产发展中，依次递进的采集经济、狩猎经济、畜牧经济、农业经济于中国都有很高的成就。特别是经所谓“康乾盛世”，农业经济高度繁荣。据史家所推，1799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0%以上。183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6％，中国工业产值3倍于英国，还是俨然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但秦汉以后的隋、唐、宋、元的外交主动已显逆转，明清两季闭关锁国，对世界形势一无所知。发生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产业革命则基本完成于19世纪的30年代末，70年间打造出人类新的工业经济的平台。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农业经济的落日辉煌大大消退。
　　多数史家认为，明初资本主义已有萌芽，明中叶后，出现较多。清初以后有新发展，但终末能突破衰老的封建主义。经两次鸦片战争，同光年间，中国手工业衰落。一方面受洋务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因外国资本工业入侵，中国机器工业逐渐兴起，出现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甲午战争后，外资企业在华迅速扩张，受此影响中国官办工业得到延续和扩充，民间机器工业则在“设厂自救”、“实业救国”的推动下有了初步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到1920年前，中国共有近代工厂1759家，总资本达500620万元。1927年国民党建立南京政权后，中国官僚资本走上从金融垄断到工业垄断之路。抗日战争胜利后，官僚资本接收了敌伪产业和20717亿美元的美援，资产高度膨胀。但蒋介石发动内战，官僚资本因战争而崩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官僚资本予以没收，事后按固定资产原值估算，没收其资产约为人民币150亿元，转为新中国的国有经济。1920年民族资本总额为39亿元，至1936年其资本总额增至7447亿元，另有东北境内的9.15亿元。抗日战争胜利后，民营工业1947年产量大部分仅为战前的70%，1948年民族资本只占全部产业资本总额的24.7％。总体说来，新中国成立时，旧中国留下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基础十分薄弱。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于1953年开始施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揭开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帷幕。五年计划支出总额相当7亿两黄金，为中国历史上所未有。此后以五年计划方式推进中国工业化进程。从1956年到1966年，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虽有探索上的曲折，但仍奠定了以后继续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积累了经验，培养了骨干力量。即使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也仍然取得一批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包括氢弹、卫星）方面的重要成就。1980年同实行五年计划前的1952年相比，全国工业固定资产按原价计算，增长26倍多，达4100多亿元。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党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其主要点源之于对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所总结的十条基本经验。党的十二大确定这条道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党的十三大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过程中，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十三届四中全会是一个转折，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达于关键阶段。
　　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四年伟大实践作了基本总结，带有某种历史决议的性质，核心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基本路线。同时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容做了九点概括。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根本在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为标志，新时期的历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召开，13年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举世瞩目。十六大对这13年做了总结，归纳出10条基本经验。10条基本经验归结起来就是，我们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必然结论。这在新世纪新阶段打开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历史篇章。

中国工业化的全面建设，完全不同于西方道路，它是在上述恢宏的历史背景中，展开其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我们大体用了十个五年计划，达到目前水平。仅从1979－200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5％，是世界最快的。按可比价格计算，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是1980年的6倍以上，超过20年翻两番的目标。经济结构实现重大调整，在农产品总量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28.1％降至15.9%；农业劳动者占就业者的比重由70％降至50％以下，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迅速发展，传统产业得到提升。专家们的总判断是，中国已经从工业化初期阶段进人中期阶段。20世纪末全国总体平均幸活水平跨入小康社会的初级阶段，有3／4居民初步过上小康生活。但是十六大报告清醒地看到，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我国生产力和科技：教育还比较落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巩固和提高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还需要进行长时期的艰苦奋斗。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通过控制消费，着重投资重工业发展，所留下的国营企业，在从隔绝走向开放的过程中缺乏国际竞争力。80年代后半期开始引进外部资本和技术，启动劳动密集型产业。世界的评论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中国已是“世界工厂”。90年代开始出现产业集群发展，在珠江三角洲后来又在长江三角洲和一些沿海省区，产生了所谓“产业集聚效应”，实现了企业间的水平分工。但是中国比较及时地提出科教兴国方略和可持续发展的方略和依法治国方略，有效地减少了工业化从初期向中期发展中常见的失序和高耗。西方工业化只是在后期才出现信息化，而中国有可能在工业化中期就可以提出信息化任务，世界工业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带给中国这个机遇。所以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即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这条道路是对的，同时任务也是非常艰巨的。实现这个历史性任务，将为中华民族注入巨大的生机活力。
　　当前在讨论中国是否将成为全球生产的世界工厂，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工业化从中期向后期的发展，仍有很大的工业生产力发展的潜在空间。但在工业生产力发展中，特别是加工业的发展中，一个突出的问题也摆在我们面前。即人类经济发展中的外部主要资源的发展趋势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不仅从传统的地租到资本的转变，而且也开始了从资本到知识产权的转变。如果中国得到资本和加工技术的强有力支持而成为全球生产的“世界工厂”，但仍不能取得自立知识产权的优势的话，我们仍有落后时代之虞。因为当知识产权渐成人类经济发展的主要资源之后，一个新的经济平台可能在21世纪出现。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个新的经济平台上发展中国经济，我们将再现民族的积弱。这种积弱将不表现为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鸿沟，可能表现在工业经济和新经济的鸿沟之间。十六大报告非常有远见地指出，我们的工业化必须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统一，传统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统一，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统一。这种统一，将为可能出现的上述鸿沟，填平道路。我们期许的中国现代化基本实现的时期将在本世纪的中叶，世界科学家们预期在今后几十年中，人类将发生新的重大的技术革命。如果这样，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后，其继续发展的历史方位，当在人类新经济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当不重入落日辉煌；而是迎向新经济的黎明曙光。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物质基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系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不断发展和新的时代的转进。
　　三、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邓小平说，中华民族从古到今，从来没有完全统一过。建国后，整个大陆是统一的，真正没有统一的，只有台湾、香港和澳门。我和台湾领导人讲，我们的岁数不小了，都是炎黄子孙，实现真正的统一，前人没完成的，我们完成，后人会怀念我们，不做这件事，后人写历史总要责备我们。这是大事，前人没有完成，我们有条件完成，这个条件不苛刻。他反复指出，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并不断强调统一是中国伟大历史传统；统一是中国历史的发展主流；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愿望。他在1986年9月7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时，明确指出台湾问题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感情问题，这种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
　　这些观点，深刻反映了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和我们国情的具体特点，正是从这些历史的传统性、国情的现实性和民族的意志中，提出了完全统一祖国的伟大历史任务。
　　中国历史发展主流是统一。其主要表现是国家统一的发展和巩固是自强不息的，主权史传不曾为外来因素所中断。
　　《史记》创本纪体系，既总结了汉武以前中国统一主流，也开启了反映这种历史发展趋势所取的中国历史纪元的基本方法，至今仍为采用。
　　五帝世系难以详考。夏、商、周时期实际上是小国寡民的诸邦林立，但有一个王统起来。夏有17个传王，商有30个传王，周有38个传王，构成这个时期传与统。这是早期中国政治实体中的分中之合。春秋战国动乱，周王朝统不起来，但众多的诸侯小国被统成地域性大国，如战国时期的“七国”。秦灭周合并六国，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发展成跨地区的统一国家，实现分中之合，奠定了中期过渡的基础。
　　秦以后的中国政治实体有过多次的分裂，但最终都以跨地区的统一国家的共同体再次统一起来，如此反复，直至与近代民族主权国家形态相接榫。历史上虽然有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说法，但统一的主流是十分鲜明的。
（1）统的时间长于分的时间。秦汉以后虽有三国存在（公元220－280年），南北朝分裂（公元420－589年），五代交替（公元907－960年），南宋辽金元对峙（公元1127— 1279年），国家政治实体分裂时间，在如不同时期的历史累计中约有430多年，只占5000年历史中的较短时间。（2）统的地域逐步扩大。从各大江河水系间的生聚联系加强，逐鹿中原的大规模军事政治活动的反复重演到边疆开拓扩展的一再远至，随着每一强大王朝出现，国家统一地域逐渐扩大，并形成较为稳定的疆域。秦汉、隋唐、宋元都是这样，至17世纪清朝所奠定的中国版图，是中国数千年时间的空间转换的结果。（3）统一规模是民族融合的不断加强。民族融合的范围，在古代有夷、奚等61个民族，在当代有汉、满、蒙、回、藏等56个民族。民族分布上是大杂居和小聚居。在政治实体中，既有多数王朝是汉族居于统治民族地位，也有“十六国”，北魏、北齐、北周、辽、金、元、清等王朝是少数民族居于统治民族地位，在边疆还有许多由当地民族建立的王朝和汗朝，它们之间与统治王朝之间无论当时处于和平共处、敌对相峙或臣属贡纳；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所有这些统治的疆域和文化，都构成当代中国疆域和文化的渊源。而且随着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统一，都加强了中原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的联系。（4）历史走势是分裂之后的统一再生。秦代周而继周，汉承秦制，唐摄胡汉，宋元因陈，清袭明制仍有汉军旗，这都是分裂之后的统一再生。而世界各文明古国和中世纪欧亚帝国，如亚述、波斯、马其顿、罗马、拜占庭、哈里发国家等，在其分裂之后，就难有分裂之后的统一再生。这些帝国缺乏自己的经济基础，也没有其统一的并为帝国成员所共有的语言，缺乏历史纵深的连续性，大多是不同部落和民族的横向联系，其帝国的纽带，仅限于暂时间的不稳定的军事行政联合，这种联合是建立在征服关系上，并不是地区性王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和社会上的逐渐融合，因而在不同时期里的领土范围变化很大，最终结果仍是分裂而不是统一。其政治实体常为外来因素所中断。
　　而中国的国家的连续性虽然也有其征服关系的一面，但更主要是广大领土范围中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融合，国家主权奠定于此，所以至今中国有“主权史传”的说法，说明国家主权连续性不曾为外来因素所中断。期间内部的短暂的分离常为再生统一的历史蓄势。
　　中国国家主权丧失和领土破碎，是中国近代社会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的结果。这主要发生在从1840年至1949年的110年的历史中。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基本恢复，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胜利，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时代的结果。从林则徐到孙中山的救亡图存的斗争，是祖国统一的历史前提；抗日战争的胜利为祖国统一奠定了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历史基础；新中国的建立，为祖国统一奠定国家新生和独立的基础。但还有历史遗留问题，如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继续存在。我们在对社会主义建设做艰苦探索的历程中，也包含着对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的不断努力。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达到一个新的转折，成功地开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重大背景下，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解决上述的历史遗留问题，形成了“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1997年香港问题的和平解决，1999年的澳门问题的和平解决，都归功于“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
　　随着在香港、澳门实行“一国两制”，“一国两制”目前正以独特的国家组织形态列入国家制度史。作为一个极富创造性的国家理论、国家思想，它科学地处理了两种制度在一个统一主权国家中的国家制度同社会制度的关系、国家主权同治权的关系、国家结构两种基本形式的关系、国家职能的阶级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关系。国家的社会属性同民族属性的关系、民族主权国家同全球化的时代潮流的矛盾统一关系。它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做了创造性的发展。
　　1995年1月底，江泽民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根据邓小平关于“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思想，就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若干问题，提出了重要看法和主张。这些看法和主张必将对祖国的统一产生深远的影响。
　　随着香港、澳们问题的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正日益紧迫地提到议事日程中。党的十六大报告，高度概括了13年特别是五年来台湾局势和两岸形势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和主要特征。提出了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和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八项主张，强调“一国两制”是和平统一的最佳方式。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制造“台湾独立”、“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言行。主张暂时搁置某些政治争议，尽早恢复两岸对话和谈判，提供必要的政治平台。以最大的诚意和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寄望台湾人民，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作主的愿望。主张共同采取实际步骤，以推动并实现两岸直接三通为契机，继续扩大交流交往，共同弘扬中华文化的机秀传统，开创两岸经济文化合作的新局面，为和平统一创造良好条件。
　　中国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各民族相互融合，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形成了崇尚统一、维护统一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历经中国沧桑而弥坚，特别因他受近代史上外国列强的侵略和瓜分而弥坚，在当代更为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而弥坚。台湾同胞具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在反抗外国侵略台湾的斗争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至今也仍为维护两岸和平稳定和既定的台湾地位而努力。台湾问题的解决，必须尊重全中国近13亿人民的意愿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意愿。台湾问题不可能无限期地拖下去。我们坚信，在包括两岸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努力下，中国的完全统一一定能够实现。
　　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权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系于中国这一民族国家的完全统一、完全独立和繁荣昌盛。
　　四、弘扬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精神升华，综合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意志特征、价值传统和思想感情。中国的民族精神，随中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亦为民族命运所锤炼。
　　中国是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国的历史基因是统一的历史和统一的国家；中华文化是多元统一的文化。在多元文化的统一过程中，爱国主义是这种统一的精神动力，而各族的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又维系了各自民族文化特性，保持民族文化的生机活力；各民族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也培育了中华文化渊综广博的融合涵化的伟力。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勤劳勇敢、团结统一、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极其深刻地升华于中华文化多元统一的历史发展中。
　　中国文化的绵延性、统一性涵孕了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精神，而这种精神又维护了中国文化的康续和统一，使其亘古不灭，自强不息。中国是文明古国。在世界文明史中，人类上古时期，出现了许多古老的文明国家，这些文明古国文明史都曾发生过重大的中断甚至灭亡的现象。发生于公元前3000年代中期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在约公元前1750年灭亡；发生于约公元前4000年代后期至公元前3000年代后期的埃及文明、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流域的文化，在公元前1000年代，开始失去政治上独立，从属于此时正在兴起的波斯帝国的统治下。在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影响下发生的小亚细亚（赫梯）、叙利亚（腓尼基）、巴勒斯坦诸文明，也经历了同样的命运。除了中国，金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产生的文明；到了铁器时代早期，就都不再作为独立的文明古国而存在了。

同样，产生于铁器时代的文明古国，如雅利亚人国家、波斯国家、希腊诸邦、罗马国家等，大多数也没能直接存留到现在，其文化共同体的延继均为外力所中断。希腊诸邦在公元前4世纪后期落入马其顿统治下，到公元前2世纪，马其顿和希腊又先后落入罗马人的统治，罗马扩展成横跨欧、亚、北非的大帝国，但罗马也终于在公元4世纪后期由于日耳曼人入侵而分裂，公元5世纪西罗马灭亡；公元前3世纪中叶至公元3世纪初期，安息（帕提亚）统治了伊朗和两河流域，其后中经公元3世纪中叶至公元7世纪中叶的萨珊王朝的波斯一度复兴，但在7世纪中叶为阿拉伯人所征服，从此伊朗和西亚、北非其他古文明地区一样，成为伊斯兰文明的地区。至此，作为上古时期出现的诸古老文明无不发生过历史的中断或灭亡。
　　在中古时期，日耳曼人、南斯拉夫人、阿拉伯人、突厥人，曾运动于广大的欧、亚、非地区，引起传统文明的巨大变化。当时存在于这一广大地区的很多国家，都是在这些运动之中或其后逐渐产生的。因此，它们与当地的上古文明的联系不是直接的。
　　中国古代文明（金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发生于约公元前3000年代的后期。而中国文化共同体的发展，从未被外来力量所中断。中国内部也有分合周期的运转，但充分表现为封闭系统内部高度开放，地域、部族的阻隔被反复冲破，文化认同的多元融合和制度层次的纵深趋同也反复出现，使社会结构、社会调控体系的发展和文化统一的发展日趋紧密。这是其他文明古国和文明共同体所未有的。中国境内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由许多不同血缘联系的人们通过地缘、政治、语言、文化、经济等多层面诸因素的复杂联系，不断融汇、和合、认同，而有了共同的历史、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命运，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民族和合共同体，即伟大的中华民族及其伟大的民族精神。
　　中国人民勤劳勇敢、爱好和平为中华文化的因陈、绵延和创新陶冶出无比坚韧的秉性和通变包容的情怀。中国少有文明冲突的史观，素以“和而不同”上哲理想对待异质文化和外来文化。印度佛教初传中国于汉代，经汉人出家、民间建寺造像，典籍梵汉互译，中印教徒互访广学经伦，从南北朝时代开出中国宗派源流，至藏传佛教前弘后弘，已为中国佛教。而印度佛教则反于10世纪至12世纪间，渐遭摧毁，濒于绝灭。中国古文化，由中国人或借助阿拉伯人早已西传，蒙元时期所传更多，16世纪中欧文化思想接触渐密，东学西渐，实予西欧启蒙运动以积极影响，百科全书派和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对中学均有浸润。由宗教传播和留学传习而来的西学东渐与伊斯兰文化的传播在中国都有发展。明士大夫皈依天主教，清太平天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的撷言，中国文化亦予包容。继而，西学所传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由于西方对中国的野蛮侵略，逼扼了中国的民主革命和工业经济，并以文化霸权主义制造文明冲突和世界大战，中国人民才以复古主义、东方文化派立场或唯物史观立场，从两个方面否定了西方帝国主义文化的扩张。而对反封建的民主和科学则有所传扬。
　　东西方的文化在近代虽有时代差异，但中国新文化运动历经四个时期的发展而与20世纪中叶的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民主潮流汇聚，以民族的形式和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在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和平的斗争中，拥抱了世界的一切进步文化和进步思想。继而中国人民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沉沦中崛起，在半个世纪的“艰难困苦、玉成于汝”的历炼中坚持了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与前进方向，以凤凰涅磐精神去汲取人类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以一个民族的理性、执着、从容和大度宣布：世界上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长杨汉唐风范于当今。我们应培育这种“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的博大的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虽明于周易，却反映了殷周之际周人的忧患意识和“天行健”的朴素史观。这种以弱国对强敌之道，在武王克殷后的千百年里，成了徵圣宗经的历史经验，深潜于民族文化心理中。与时俱进，咸冀中华民族之旧邦新命。19世纪中国没有转进近代民族国家，鸦片战争所带来的民族灾难与屈辱十分深重，除了无数割地赔款，全国被划分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越来越失去国家主权独立地位，至帝复辟军阀混战时期陷于极深渊处。但同时整个民族也在奋起，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继被推到救亡图存的舞台上来。维新运动把救亡图存和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结合起来，具有一定时代特征；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使救亡图存达于新的高潮，成民族复兴之前奏。接着土地革命成为一次真正的民族新命之旅。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抗日、团结、民主成为历史主流，西安事变促成国共两党二次合作共赴国难，展开波澜壮阔的一个战争、两个战场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八年浴血抗战胜利，极大地振奋了整个民族，“黄河大吕”、“血荐轩辕”终为民族精神的流砥。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接榫，人民民主解放运动席卷神州，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论》“阐旧非以辅新命”，终为民族接受。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成立，结束了一百多年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同封建统治者勾结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结束了内战频乃、国家四分五裂的历史，彻底铲除了一切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政治和军事基础。标志着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的历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得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20世纪50年代，中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大国；60年代中国成为世界核大国；70年代进入世界政治大国；8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民族所接受成世界最大的改革开放国家；90年代中国成世界发展最快的发展中的大国，世界经济大国可望；21世纪中国成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强国可待。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斗不已的150年的历史已经过去；未来100年的自强不息，奋斗不已的历史刚刚开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历史远响复命我们必须深怀忧患意识，去面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经济优势所予以中国的巨大压力，去面对世界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所予以人类的严峻挑战。如诗“皇芙”所云：“作之屏之，修之平之，启之辟之”，以歧山到西柏坡的历史长流、艰苦奋斗民族精神，赴世界，迎大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这是对中国在新世纪所处历史地位的科学界定的基础上提出的历史使命。
　　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带有文化的历时性发展的诸阶段任务在文化同时性的发展中与时俱成的使命。所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的时代的要求和新的实际出发，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最主要最伟大的社会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并贯穿于这一伟大实践的全过程。在和平、发展和民主的世界进步潮流中弘扬和培养民族精神；在文化世俗化（文化产业和高新技术的结合、文化多元化中的文化对文化的指涉、网络社会的壮美和孤寂等等）的世界浪潮中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在对人类经验予以不同文化的意谓和意义的诠释中以赓续中国文化历史传统，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在探索不同理性形式的世界共存的格局中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在世界科学技术新革命中，以发展中国文化的科学形态，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在人类的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劳动解放、审美解放的历程中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同时也在勇对世界霸权政治和文化霸权主义的民族命运的锤炼中弘扬和培养民族精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条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系于中华民族精神的火凤凰之新生再新生。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弘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赋予我们的庄严历史使命。（原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