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盛世的郊祀比较
———试析唐玄宗朝国家祭祀中的道教化和神仙崇拜问题
吴丽娱
我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总是出现惊人的相似，被公认为汉唐盛世的汉武帝与唐玄宗统治时期就有着不少近乎相同的经历。这种相似也发生在国家的精神生活方面。因为当我们将两朝的郊祀活动进行对照时，即会发现汉武帝时期推崇的神仙崇拜，在玄宗开元、天宝时期再次出现了。这就是在国家祭祀中实现道教化和加入某些民间的神仙偶像问题。本文的兴趣在于，唐玄宗的郊祀礼仪如何以及为什么要追踪汉武帝，它们与皇帝个人的追求及信仰有何关系？其追求对于唐朝国家乃至中古时代的礼仪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将两者的内容集合起来进行对比，相信会对探讨玄宗朝国家祭祀中道教化的过程、原因提供一些线索和帮助。
汉武帝一朝的郊祀活动在《史记》的《武帝本纪》《封禅书》和《汉书》的《郊祀志》中有着详细的记载。秦始皇封禅不成，以驺衍阴阳之说相传的方术之士和“怪迂阿谀苟合之徒”却自此兴于世，对后来汉武帝的祠祀和郊天不能不有直接的影响。《封禅书》说：“今天子即位，尤敬鬼神之祀。”而武帝祠祀祭鬼神的活动就是因受到方士李少君的影响，于其即位第八年，即元光二年（前133年）郊雍，置观上林祠神君宛若开始的。其后武帝炼丹，追求神仙不老，遣方士入海求安期生之属，祠祭鬼神的活动方兴未艾。
察武帝一朝除郊雍外的祠祀活动主要有三项。其最重要者是祠祭太一。武帝听了亳人谬忌的话，以为天神贵者太一，“令太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长奉祠如忌方”。后武帝以病幸甘泉宫，“置寿宫神君，寿宫神君最贵者太一”。武帝并进而对于太一建坛且举行了郊祀，对南越的战争前也以“太一”实行“兵祷”，而在泰山封禅礼中太一更成为主祭。其次为祭后土。元鼎四年（前113年）始立后土祠汾阴脽上。并由于次年得鼎，依从方士所言黄帝得宝鼎与神通的说法，进一步启迪了得道升仙之心。最后也是规格最高者是作为告成之礼的封禅。封禅完全遵从方士之说，以太一、后土为主祭，并以玉牒书与神仙相接，是体现武帝神仙追求的最高典礼。武帝的三种祭祀与郊雍等一起组成了武帝时期国家祭祀的主要内容。但这些与儒家祭祀不符的名目，并没有都被纳入后来朝代的国家祭祀。诸如太一、后土和封禅只是到了唐代特别是玄宗朝才被全面吸收，以至成为此两朝代最堪与对比的鲜明特色。
唐玄宗朝大规模的祭祀活动是在开元十年以后逐步进行的，摹仿汉武帝的行动也随着汾阴后土的祭祀而展开。但与武帝同样，玄宗的一项更重要祭祀是开元十三年（732年）封禅泰山。封禅是玄宗夸耀盛世的庆功之典。封禅过程中除了吸收高宗以来设坛和玉牒玉册等形制外，不难发现他刻意摹仿汉武帝的一些事例。例如将封祀分为“（皇帝）享君位于山上，群臣祀臣位于山下”的分祭之法，不仅是为了使“灵山清净”，更是为了使天子个人能够与神仙相接。故当典礼结束，就有宰相张说进称“天赐皇帝太一神策”（《旧唐书·礼仪志》），意味着皇帝从此得到了神仙的眷顾。同时经由道学之士康子元等订立的封禅仪注也体现了道教的色彩。例如讨论中改显庆礼根据“周人尚臭”原则制定的“先燔后祭”为“先祭后燔”，正是符合道教的原则。所用玉牒玉册也是为了通仙，其使用甚至一直影响到后来的郊庙大礼。
封禅迎合了玄宗日益增长的对于长寿成仙的追求和愿望，成为唐朝国家礼仪与道教和民间祭祀结合的最大推动力和契机。在此之后，玄宗进一步扩大了山川风雨等神仙祭祀，天宝中，五岳四镇河海川渎普遍被封王封公。对于岳海山林和风师雨师的祭祀等名义上是因其能兴云致雨，保佑时和平安，但更重要的是认为它们是能左右皇帝个人命运之符箓。因此皇帝欲修仙学道，就不能不崇祀山川，两者日益密切地结合起来。
在扩大山川神仙祭的同时，可以发现玄宗封禅以后围绕着以皇帝为中心的颂圣和祈福、求长生的其他祭祀活动与日俱增。开元十六年以后兴庆宫的祠龙坛和开元二十四年因千秋节开始的祠寿星，都是围绕着玄宗个人的符命徵应及求道求仙建立起来的国家祭祀。而玄宗对于神仙的追求和道教的崇拜以开元末天宝初建立太清宫老子和九宫贵神的祭祀达到顶峰。九宫贵神是以太一为首的九神，九神虽然按儒家方法祭祀，并且在国家而言，有着备水旱兵灾的意义，但对皇帝个人来说，其中的太一却仍是祈福求寿的最高神祇。老子所在的太清和九宫是道教所认为的神仙洞府，汉武帝的太一崇拜也由此被唐朝皇帝通过九宫祭祀全面继承了。
将唐玄宗与汉武帝时代的国家祭祀作比较，知玄宗与汉武帝一样，其道教和神仙崇拜是围绕着皇帝的个人意志而以皇权为中心的，也即国家祭祀的内容名目愈来愈以帝王的愿望和需求为转移。但与武帝不同的是，汉武帝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却没有能够将以上神仙祭完全融入儒家的祭祀，而且他对太一等的祭祀都更多地体现期求个人升仙的色彩。玄宗却使这些祭祀与儒家祭典结合，使之在作为国家祭祀的同时，融入帝王个人的神仙信仰，成为为之祈福的工具。其结果是帝王意志更加凌驾于国家之上，而道教也因此扩大了影响。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除了太清宫之外，从封禅到五龙坛、寿星乃至九宫的祭祀，也都是按照儒家规则建立祭礼仪注。只不过在真正的用意方面和实际举办仪典时却分明融入道教的内涵。此点与宋代以后道教在国家祭祀中具有独立地位不同，似乎体现了道教信仰在融入国家祭祀时的过渡性。这是我们在进行不同朝代的比较时，须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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