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重重的德美关系 欧洲所 顾俊礼 冷战时期，德美关系是人所共知的“主仆”关系。20世纪80年代末，德美关系开始发生质的变化。1989年，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出访德国时指出，美国和联邦德国一直是亲密的朋友和盟国，今后将成为起领导作用的伙伴。1994年，克林顿出访时再一次强调德国的“领导作用”，称德国是美国在欧洲的基础，“两国伙伴关系需加强”，“美国将永远同德国站在一起”。至此，德美关系已由过去“主人”与“仆人”关系的阶段发展到共同分享“领导作用”阶段，变成了以相互依赖为主要特征的、被世人称之为“德美特殊关系”的新时期。 1998年10月，施罗德领导的红绿联盟上台执政，在政治和军事上迅速与美国“保持一致”。1999年3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实施空中打击。施罗德政府一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奉行的“自我约束”政策，在外交政策“正常化”舆论的推动下，不仅派轰炸机直接参加对南空袭，而且出兵巴尔干。 德国与美国虽然在基本价值观和安全利益基本一致的前提下，总体上能保持团结与合作，但在事关国家切身利益的时候又常常争吵不休。例如，在美国实施国家导弹防御体系计划问题上，德国表示明确的反对态度。它认为，美国国家导弹防御体系可能会引发新的军备竞赛，打破核均势，并在北约制造双重安全标准；美国和俄罗斯的军备控制被打破后，第一个受害的是欧洲，而德国首当其冲。因此，它积极寻求西欧盟国采取一致立场，反对美国的导弹防御体系。 2001年，美国发生的“9·11事件”给德国和美国显示其在涉及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同仇敌忾、团结一致的机会。恐怖袭击事件在德国朝野引起极大震惊。施罗德总理认为，这次袭击事件是“向文明世界宣战”，并表示德国坚定地站在美国人民一边，全力支持美国打击恐怖主义。2001年11月，施罗德不惜以辞职相要挟，逼联邦议院通过派兵参加美国在阿富汗报复性军事行动的决议。在这种情况下，德美矛盾有了明显的缓和。 但天有不测的风云。2002年，德国与美国围绕伊拉克问题发生了严重的外交龃龉。德国总理施罗德多次在各种场合表示，德国不会参加美国发动的军事打击伊拉克的冒险行动。他甚至宣称，只要他在台上一天，美国就别指望德国会参加这场战争，也别指望德国会出一分钱。施罗德的鲜明反战立场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强烈不满。 近年来的德美关系一直时好时坏，经常吵吵闹闹。究其原因，大致可归为以下四点： 第一，德美关系和地位的变化引起利益差异。冷战时期，德国生存于美苏严重对峙的夹缝里，随时都可能被苏联“吃掉”或“化掉”。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外交上必须向西方一边倒、接受美国的保护，而美国人出于对苏斗争的战略需要，积极扶植德国。1990年两德统一后，德国成为国际大家庭平等的一员，20世纪末，开始推行外交政策的“正常化”。如果说，冷战时德国外交政策首先考虑的因素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利益的话，那么，现在德国首先考虑的是德国本国的国家利益。欧洲一体化正在迅速向前推进，作为欧盟大国的德国更关心的是它自身在欧洲及欧盟的地位和利益以及如何通过一体化进程的规则保障自身利益。而美国是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它追求的是保持一超独霸的地位，特别是“9·11事件”之后，更是以军事实力为手段，在全世界强行推行“美国模式”。小布什上台后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傲慢态度，引起德国朝野和人民的普遍反感。双边利益差异引发德美矛盾迭起。 第二，德美两国新一代政治领导人的不同追求和责任感，也是导致德美矛盾的一个原因。德国政府的现任主要领导人总理施罗德和外长菲舍尔，都是20世纪60年代后成长起来的，他们对德国法西斯没有负罪感，对曾经大力帮助并扶植过德国的美国也没有太多的感恩情结，而更多的是建立在外交政策“正常化”理论基础上的大国平等意识。以小布什为代表的美国新一代领导人来自美国东部权势集团，受过去移民的影响很深，极少考虑他人利益。加之，冷战时代德美共同的安全利益目前在主要方面已经不复存在，各自主要考虑自身利益，但双方都没有经验，又缺乏合作精神，各自单独面对，结果外部矛盾重重，盟国内部矛盾不断。 第三，德国绿党的参政和东部居民对美国的反感情绪对德美矛盾也起了一定激化作用。德国绿党一向以环保与和平主义为基本理念，1998年10月，绿党在德国联邦一级参政后，绿党的上述理念在德国国内迅速普遍化。2002年9月，德国大选中绿党的高得票率便是佐证之一。美国拒绝《京都议定书》以及做出对伊动武的决定，在绿党理念普遍化的情况下，使得德国内部反对军事结盟以及部分选民中长期存在的反美情绪更加激化。另外，德国东部选民的心态也更加复杂化。他们认为，自己不仅是本国历史的受害者，而且是当今西方全球化的受害者，从而出现了一种在抽象道德主义中寻求安全的和平主义。这种和平主义使人感到优于包括盟国美国在内的一切。这对亲密的德美关系是一种“溶解剂”。 第四，德国人和美国人的行为方式不同，也是导致德美矛盾的一个原因。美国虽然从根本上来说是个欧洲的移民国家，仅德国先后就有700多万人移居到美国。但随着美利坚民族的形成，美国的政治文化与美国人的行为方式也逐渐形成。例如，在采取大规模全球行动时，特别是在暴力手段迅速“私有化”的今天，德国人非常强调非军事的集体协商与合作，把很多精力投入建立与发展各种机构和机制，而美国人却坚持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继续强化武力手段。另外，德国和美国在国际行为动机方面也存在差异。德国人似乎更重视欧洲大陆的合作性机构的道德标准，而美国人更倾向于以美国式的个人信念为标准来考虑问题。 德美今后还将经常吵吵好好。因它们毕竟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终极战略目标———向全世界推行“民主与自由”的价值观。另外，它们在经济领域关系密切，经济上的相互渗透不允许其矛盾扩大。统一的德国虽然正在成长壮大，但尚不具备独擎半边天的实力，在某些方面仍要借助美国。因此，矛盾———妥协，再矛盾———再妥协，将是德美关系中的一个长时期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