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学我们党所提出的繁荣学术事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进步发展的生命线。历史已经证明，“双百”方针得到执行贯彻，社会科学就兴旺发达；相反，象在“文革”时期那样，“双百”方针被废弃，被践踏，社会科学便遭受浩劫。
就学我自己在1952年来中国科学院工作，开始在考古研究所，不久到历史研究所。50年间，我亲身感受到历史科学领域中贯彻“双百”方针是多么重要。从建国初的五六十年代起，历史科学范围内有多次影响很大的讨论，例如历史学方面的古代史分期问题、土地所有制性质问题、农民战争性质和作用问题等等，考古学方面的夏文化探索问题、殷墟甲骨文分期问题等等。这些讨论促进了理论水平的提高和科学研究的深入，学科的发展正是在长期的争鸣之中实现的。
就学历史学工作者都在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但由于每人的体会认识不同，研究的深度和材料的掌握、着眼的角度与切入的层面等也均有不同，必然产生彼此差别的学说观点。在前辈历史学家的著述中，例如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与范文澜等先生的《中国通史》，就有很不一致的面貌。不久前逝世的白寿彝先生所主编的《中国通史》也是一样。但正是由于有种种不一的观点学说，学科才得到繁荣进步。
就学即使在一个科研项目中，正确而全面贯彻“双百”方针也是十分重要的。以我参加并负责的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为例，这个大型项目设有9个课题、44个专题，有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多种学科的200位专家学者直接参预。为了做好学术组织工作，使过去很少合作的学者们能够团结一致，互相配合，我们在1996年至2000年五年间安排了58次跨学科、跨专题乃至课题的研讨会，提供条件，使持不同观点的学者能充分发表意见，包括相当多的项目之外的有关学者。对于项目没有采纳的不同意见，我们表示尊重，请他们保留看法，并在不同场合发表。例如“夏商周断代工程”对于商、周两代的分界，即武王伐纣这一历史事件年代的推定，就开了多次会议，参考了44种不同学说，依据文献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和天文学等的研究成果，先划出公元前1050 1020年这一范围，再由不同学者提出公元前1046年、前1044年、前1027年三种方案，然后进一步深入研究，确定了武王伐纣应在公元前1046年。事实证明，这样做对我们的研究工作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否则我们的任务将无法完成。
就学我的体会是，要繁荣历史科学，以及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必须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全面贯彻“双百”方针，使我们的学术工作在新世纪得到更迅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