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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专家的祝愿
杲文川
在我院院庆25周年的喜庆日子里，本报记者采访了我院部分资深老专家。对于我院25年来各个方面的长足进步和显著变化，对于我院25年来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贡献，老专家们无不欢欣鼓舞，津津乐道。在访谈中，他们表达了自己由衷的祝愿，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94岁的经济学家骆耕漠说，在我院成立25周年的大喜日子里，江总书记前来考察我院工作，并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其中，两个“不可替代”的论断，是对社会科学工作的充分肯定，他的讲话使我们对社会科学的发展前程充满了信心。我虽离休20年了，但科研工作从未间断。8年前，我的眼睛失明了，仍请人协助我读书、写作，已完成了《马克思论三种社会经济关系的演变》等专著和论文。最近，我在写《往事回忆》。我希望全院同志，抓住当前发展社会科学的大好时机，振奋精神，努力工作，在端正学风、加强学科建设的基础上，努力多出精品，为国家多做贡献。85岁的经济史学家吴承明说，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年成立以来，我们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工作有了很大发展。经济理论研究密切与四化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对国家发展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科研成果越来越多。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每一时期经济所都有相应的科研成果问世，有宏观研究、微观研究，尤其是市场经济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多。这其中引进和吸收了不少国外经济学的观点和经验，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加中国化。社科院建院25年来，发展迅速，成绩巨大。我感到略有不足的是，这几年基础研究的力量还显不足。20世纪70～80年代，经济所曾提出搞好“两史一论”的研究，促进基础研究。“两史”是指经济史和中外经济思想史，一论是指《资本论》，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想，进一步做好基础学术研究，对于促进现实经济研究十分必要。
74岁的科技哲学家胡文耕说，我院25年来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首先是科研成果丰富，全院出版了6600多部著作，写出了77000多篇论文，这在众多研究机构中还是罕见的。尤其是这其中有不少各学科的精品力作，还有不少作品获得了各种奖项，有的作品虽因种种原因没能获奖，但经过一二十年的时间考验后，仍能成为世人公认的传世之作。社科院的另一个功绩是通过研究生院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社会科学人才，加上各研究所多年的培养，现在社科院的中青年骨干已挑起了各学科科研的重担。建院25年来我们培养的人才比“学部”时期要多得多，原因是我们遇到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加上领导重视，千方百计为人才成长创造条件，许多有志于社会科学的中青年人，思想活跃，勇于探索，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勤勤恳恳，甘于寂寞，因此，做出了成绩。
74岁的东方哲学专家黄心川说，25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努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同时积极吸收外国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为我国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希望年轻的学者能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要发扬好学、朴实、谦虚的精神，务实研究，锲而不舍，杜绝浮躁，为祖国的繁荣振兴，做出社会科学工作者应有的贡献。
72岁的红学家陈毓罴说，我院建院25年了，文学所和各兄弟所一样，成果累累，琳琅满目，令人兴奋。以“红学”来说，我们撰写了大量论文，其中的《曹雪芹佚文辨伪》获得院内的优秀论文奖。我们还培养了国内首届红楼梦专业的研究生。自1979～1989年，我们编辑出版了《红楼梦研究集刊》，共14集，将近500万字。文学所的红学家可分为三代。过去的俞平伯、吴世昌和何其芳是第一代，他们都是大师级的人物。邓绍基、蒋和森、刘世德和我要算第二代，我们努力使文学所保持在红学界的先进地位。如今第三代的“红学”研究后继有人。但是，他们需要很好地组织起来，并吸收新生力量，在上个世纪积累的大量红学成果的基础上，去伪存真，弃粗取精，更深入地对《红楼梦》进行综合的整体的研究。最近，江总书记在考察我院时的讲话，切中学术的时弊，对“红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只有发扬这种优良学风，才能为建设新世纪的“红学”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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